195o年2月在一份题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域位置的建议》的报告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写道：“(北京旧城)实际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改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但是他最终没能保住北京旧城的肃穆祥宁千奇百怪的“中国仿古建筑”罗列在他心爱的长安街旁。
几十年过去北京城的规模不断向外扩张商业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改变了北京城的中心广场不再是城市居民生活的中心了。计划经济下的城市规划已经不合时宜至少对生活区、工作区、商业区的划分不再合理。
房地产开正经历一场变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改革开放使人们的收入大幅提升富裕后的国民对住房有了更高也更迫切的要求。张凤桐敏感的认识到：未来的几年内北京城的规模将过梁思成最可怕的想象商业区、工作区正在取代昔日的政治中心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对象。
“我小时候的北京给我特别美好的记忆没有车的街道人和人生活的接近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危机、压力我再也想象不出什么样的社会状态能让我经历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年纪小的缘故。”
张凤桐这样给大山讲。
历史向前展北京城旧貌换了新颜。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前人的建筑观念都已经成为过去。
张凤桐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经济环境在面对城市的时候任何整体规划和描述都显得力不从心。但同时他又希望能把北京城建设的更好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这块工作而带来的责任感单单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角度。他也希望北京地明天更美好。
大山背负他的这份期望仔细调查并了解实际的相关情况后感觉并不轻松。
老实说如果单纯从一个商人求财的角度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合适的地角开工只要楼盘峻工就一定不愁卖而且回报相当可观。只是这般东一块西一块。其结果必然有违张凤桐找他的初衷并且楼盘的高度、外观、配套设施等必然谈不上有整体规划一说。
一个城市不像一支军队不管有多少人分布在多么大的范围里命令一旦下达就可以被一丝不苛地执行到位；也不像一个公司最高管理者话所有的政策都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大山最大的为难就是这房地产开。没有也绝对不会有龚断可言。北京这湾水深且浑官多官大其中派系林立日后有人想参与进来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手段。开权拿到手各自有各自的想法。人家当然不会配合你的想法来。
了解的越多想的越多大山越觉得棘手。
董洁就没有这份顾虑。“哥别想那么多。咱们先是爱国和遵记守法的好公民。其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也尽量做到了帮助别人、回报社会这已经够啦。我们是商人商人求利。那些忧国忧民地问题且不去管他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是这个理我也知道。”
大山仍然皱眉“我只是在想我们自己在做事前能多从大局想一想总是好的。”有些人就是太缺乏大局观。有了好处理所当然是个人的努力。最不济也归结于运气有了苦处便都是政府的错。于是怨声载道的埋怨这个那个惟独撇清自己。
大山从来没有兴起从政的念想。中国人多人心散地方也大所谓政府说白了不过是一些人集中起来处理国家地大小事这些人没做好另换一些人也未必就会做的更好。至于当政的人怎么做老百姓才会更满意这个问题自从事件后他也不再去想了所有的政治热情已经全部泯灭在那场风波里。
大山能做地只是严格些要求自己做多做少总是心意不会强求。再怎么说从商多年多方正的性子也便磨的圆滑多了尤其是纷扰繁复地场面应酬最是锻炼人况且大山从不认为自己本质上有多么忧国忧民他所以从商出点也不过是自己想过上好日子罢了。
大山与张凤桐的约谈只是私下里知道的不过是他们两个。张凤桐那边多半不会说与第二个人听万一传扬开来不小心被人扣一顶官商勾结的帽子却也不是闹着玩的。大山自己这厢只告诉了董洁一人——他们俩个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不能说的秘密更何况他对董洁的能力有十足地信心很想听听她地意见。
说到能力这问题有件事大山从来没有明确的意识到：他自己对董洁实是非常有信心但同时又把她当成一个需要小心照顾地孩子来看。有一点懒、有一点贴心她之行事倒也贴合中国道家“无为而为”宗旨。外人眼里深居浅出的董洁因为不了解总觉得她身上披一层神秘的外纱亲近的人把她当成一个孩子但涉及大事总是会不自觉的去征求她的意见。兄妹俩商量后决定抓紧时间手里先攥多一些地先把开权拿下来。